当我们放眼望去这包罗万象的世界，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如意，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世上好人多，而由我们众多好人组成的世界里，为什么还会有层出不穷的恶事发生呢？

哲学家孟子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代表了一个人绝不妥协的道德底线，换言之，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黑暗时，依旧坚持和保守自己的良知，在他的人生失意，处境穷迫，艰难的时刻，至少也能洁身自好，绝不会因受害而害人，绝不会随境遇失意而人格低贱，绝不会为生活所迫而失去良知。虽因处境所迫的他无力助人，但至少他还有独善其身的无亏之安。

虽然大多数人认为“独善其身”不及“兼济天下”这么利于天下，但究其实质，始终的无害何尝不是一种长久的兼济呢？在身处艰难的逆境中，还坚持做一个对他人无害，对国家无害，对世界无害的人，这样何尝不是一种可贵？或许真正的兼济天下的关怀必须先有独善其身的清净，真正的兼济天下的“豪迈”离不开独善其身的“纯粹”。

一个人即使没有能力飞黄腾达，兼济天下，但是他至少能够修已正心，独善其身。我们尽量让自己知书达理，耳聪目明。识时达务而成为一个真正的达人，以此兼济天下，带给他人帮助，并从帮助他人中获得幸福。但是生活无常，我们未必时时能处于光明中，好景也会变，当我们身处黑暗困境，无力带给他人帮助时，至少我们还能尽力不给他人带来麻烦和痛苦。若不能立人达人，至少不损人利己。

其实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不是两个对立不同的人格，而是同一个人身处在不同的处境中，其内心的“真善美”从不同的侧面折射而出的光辉。可以说，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必须同时具备“穷则善其自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品行。如果一个人在”穷“时不知”独善其身“，我们也不敢奢望他会在“达”时成为心中有关爱，“兼济天下”的善良之人”。就像我们很难想象出一个“善良之人”在富裕时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以救他人为已任，在他穷困潦倒时却为了生存而做出伤天害理，不择手段的事情。

南怀瑾说过：“身心修养是做人的根本”。身心修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在我们精神世界里培养一个精神大树，在盛夏繁茂之时，它的繁盛葱茏的树冠能为众人遮阴，在暴风雨来临之时，它至少能维持自身不为强风所折，为众人遮风挡雨。能兼济天下往往能使人的情绪欢畅。而独善其身的清冷孤寂自然与之不可同日而语，但它至少能使我们对自己还抱有一丝敬意。在独流中坚守自我自清的自爱，有时需要敢于世界为敌的勇气。当世界不值得被尊敬时，至少我们还能尊敬自己。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篇故事。

在二战时期，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雅斯贝斯，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当时德国杀害大量犹太人，她终日陷入恐惧和绝望之中，雅斯贝斯也因为他妻子是犹太人而遭受迫害，这位德国哲学教授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也全被禁止出版。而当他的妻子表现出对德国的长久逼害和压迫充满仇恨时，雅斯贝斯却说：“不要仇恨德国，你要爱德国，因为我就是德国。”当他妻子不想连累丈夫的前途而主动要求丈夫放弃自己时，雅斯贝斯说：“我不会放弃你。”他选择主动站在妻子与世界之间，以个人的良心之光与无边的黑暗抗衡。

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独善其身的人也好，兼济天下的人也好，他们都归属于好人，他们只是不同的出发点发出到同一个终点——“善”。他们就像同一把琴上的不同琴弦，由同一支“善”的琴弓拉奏出不同的音色，时而柔和，时而轻快，但是同样悦耳，同样优雅。独善其身者与兼济天下者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善恶之界限，唯一差别只在于他们的处境不同，个人德行的影响范围由此也就有了远近深浅之分。就像孟子所说：“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对于一个人高尚的人，“穷”“达”仅是身外之境的变迁，而根深蒂固的是内心的道义。实际上，“穷不失义”并不比“达不离道”更轻松，同样的，处境没落时不求闻达的“独善其身”并不比富贵显达时乐善好施的“兼济天下”更容易做到。比如一个一辈子克勤克俭，诚实待人的劳动者与一个心存大爱的慈善家，似乎也是同样的伟大。

归根结底，一个人的“善”不是奉献给他人，而是最终奉献给自己的“良心”。一个真正善良之人，无论贫困还是富裕，身处于逆境还是顺境，他们的良知会告诉他们要保持善良，他们的善良不会因他人的态度而转折，不会因坏境的优劣而改变。他们的行善，向善，对善的忠诚持久以恒，永恒不变。当我们还能分辨出自己的良心，当我们的良心还能认同并尊重我们的行为举止，那么或许还不是在最糟糕的处境，最糟糕的是，我们已经被黑暗吞没，丢弃了内心美好的信念，而不得不故作亲热拥抱内心鄙视的丑陋，成为它的帮凶；有时我们甚至会厌恶这样的自己，不再欣赏这样的自己，不再尊敬这样的自己。当我们身处黑暗逆境时，我们只能尽力去阻止情况变得更糟糕，我们最后的底线或许在于“独善其身”，唯其如此，我们的内心至少还能保存着一丝安慰，一丝骄傲，一丝自尊。此时如果我们舍弃了独善其身，那么我们也真的什么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