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雾
（本文系原创，并请标明作者，谢谢）
我的姥姥姥爷
疫情期间，学校实行封闭管理，到办公区只能出家属院再从正门进入，由家属区直达教学区的路被封闭。由于“路途遥远”，为节省时间每次都骑自行车到办公室。今天下楼，看到车筐里头还有车链子的油渍，不禁暗自好笑。一天晚上骑车回家，脚蹬突然“失力”，下车一看，链子没了，往后走了约五六米，借助微弱的路灯光，看到链子横卧在路上。我从兜里掏出点纸，捏着链子放入车筐。过几天去修车，师傅说链子磨损严重，不能再用了，自然就扔到车摊那儿了。现在突然想起，我为什么执着地去找那条链子，而且毫不犹豫地收到车筐里，除了留下多处油污，还有什么用呢？年过五旬，有时候用上万的钱也没怎么犹豫过，之所以对一条车链子如此不舍，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有过“车链子情节”吧。
那时候村里男孩子有一种刺激而豪华的玩具，叫“链子枪”。用硬铁丝做枪身，穿起五六节车链节，链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两节，另一部分三节四节不等。前两节链子以车辐腿帽铆住，辐腿帽中空，内装半寸多长的铁丝段做“子弹”；后面部分用细铁丝固定，链孔贯通，装入从火柴头上取下的红磷头，扣动枪栓激发，一声脆响，“子弹”飞出，就完成了一次射击过程。这样的枪我玩过多次，却都是别人的，那时一个宏伟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支自己的“链子枪”。“链子枪”之所以稀缺，就是因为很难找到废弃的车链子，那时候只有条件不错的人家才会有自行车，孩子们都在寻找废弃的车链节，自是“一链难求”。
没有“链子枪”，我就用烟盒内的锡箔纸包上火柴燐头，用石头、斧子猛击，也有“爆炸”的效果。有一天我买了一盒火柴，在院子里的石头玩“爆破”，被姥爷看到了，他要没收我的火柴，说玩火柴不安全，村里有个小孩把亲戚家的一车柴禾都给点着了，闯了大祸。我很不服气，“好多孩子不仅装着火柴，还有‘链子枪’，他们为什么那么自由，姥爷干嘛非要管我。"
争执不下，姥姥出来了，她说，“我给你保管起来，你什么时候玩，什么时候跟我要。”有了这个保证，我才恋恋不舍提把火柴交给她。姥姥真是守信用，只要在她面前玩，就一定给我。有时候我自己揭开柜子，还会看到剩下半盒的火柴，稳稳地躺在柜子里。
是的，姥姥和姥爷就是这么宠我。哪怕我是个小孩子，都是和我讲道理，征得我的同意。所以，我对姥姥、姥爷只有敬爱、依赖，没有害怕。记忆中，好像直到上初中，都没有得到一把“链子枪”，当然上初中后，兴趣就转移了。没想到，四十多年后，“链子情节”又再次冒出来。
姥姥和我们一个院，两座房子相隔也就四五米，我记事的时候就是睡在姥姥家。姥姥的厨艺很好，会烙厚厚的油饼，外酥脆、内松软。夏天，家里三顿饭，姥姥家两顿，放学是三四点之间，回家之后有时会赶上姥姥的鸡蛋面、山药丸子。鸡蛋面买这有整整的一枚鸡蛋，山药丸子里头有羊肉油渣或者羊尾巴油，味道美极了。姥姥见到我，总是说我们家“大相公”回来了。
姥姥、姥爷是地道的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得，更不用说写了。有次收到一封信，后来拿出去让识字的人念，原来信封上收信人写的是“任万民”，是一个驻村知青的信，而我姥爷叫任万祥。
冬天的晚上，我在家里煤油灯下写作业，姥爷笑眯眯地看着我写字，问我，“写得是什么？”我才发现姥爷不识字，我说：“姥爷，我教你写名字吧。”姥爷愉快地答应了，可我只教了他一次，到底学会没有，也无法考证了。
还记得一天下午，我在站在教室里回答问题，突然看到窗户边上有一个老头往教室里看，目光相对，原来是姥爷，一着急，问题也回答错了。李老师用教鞭重重地点了一下教具（李老师自己会做教具，触发机关，教具自己翻页，也是挺先进的）上的字，我定了下神，才说出正确答案。回家后，姥爷却表扬我，说我可灵了，老师一指点就会了。后来姥爷有去过一次学校，给我姐姐送了写大字的“方影子”，上面的字是：“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有16个字，当时通行的“方影子”多是八九个字，如“做毛主席的红小兵”，“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看，我姥爷就是这么有个性。之后，我和姐姐着实对着“方影子”拓了一阵子毛笔字。
当时一直不了解“大相公”是什么意思，只是老戏里头常常“相公”“相公”地叫。后来读明代的史料，蓦然发现，“相公”竟然是对入阁拜相之人的尊称，也叫“阁老”，相当于汉唐称尚书令、中书令为“令公”。我的天，姥姥不识字，原来竟这样“有文化”。在她的心目中，外孙长大一定是“相公”，这个“相公”就不能随便玩火，更不能做出格的事。还总是唠唠叨叨地告诉我，不能叫大人的名字，不能骂大人，骂大人头上长犄角。她经常放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人家‘三丑’这孩子多仁义，你应该像人家那样。”
听得烦了，不免逆反，她不让做偏做，情急之下，姥姥就会小脚一跺、瞪起眼睛说：“孔圣人脚底站，不得了啊！”那时候真不知道孔圣人是谁，只知道报纸上成天批“孔老二”。初中发了新的历史书，父亲翻看之后问我，“说孔子是不是就是孔老二？”那时才想起来把“孔老二”、孔子、“孔圣人”联系起来，看来我姥姥对孔子是最尊敬的。
跟着姥姥姥爷总会吃到好吃的。姥爷的弟弟们在内蒙古，有一年，姥爷从白银库伦最小的弟弟家回来，他侄女婿开着卡车送来了一整只狍子，我们姐妹三人享受了世间少有的美味。
姥爷除了不识字好像什么都会，有全套的木匠工具，小时候我也没少玩，我曾说跟姥爷说想学木匠，后来也没有继承他老人家的遗志。村里的一切农具，叉子、镰刀等物，经姥爷修理之后，都非常好用。我记事的时候姥爷已经不下地干活的了，处于“退休状态”，经常领着我玩。但是家里总是堆满了坏了的镰刀等农具，是村民送来让姥爷修的。这种“帮忙”不收钱，但是乡亲们总是惦记着他，今天送点这个，明天送带那个。
姥爷可能肺不好，经常咳嗽。有一次，我和姥爷去巴图营盘供销社，村里一位大姨卖了兔子，非要给姥爷一块钱，说买几颗止疼片。那时兔子长到三斤半才收，一斤可能是八毛或者一块。农家的指项（注：方言，意思就是指望）就是些鸡蛋、兔子，顶多年底卖口猪。
过年的时候，也有人家杀猪，这活也由姥爷来干。姥爷杀猪的时候总是带上我，显然是为了让我饱餐一顿。记得跟着姥爷到侯家杀猪，他家里有个孩子和我年龄差不多，玩得很高兴。很喜欢侯家大大小小的各种毛主席像章，有的还会发夜光。第二天早晨穿衣服的时候，姥爷发现我的衣服兜里有好几块毛主席像章，问我从哪里来的？我现在都回忆不起侯家的像章怎么就进了我的兜里。姥爷那天非常严肃，坚持要我把像章给人家送过去。姥姥还说，“不能偷人家的东西，偷东西要被绑起来游街，有人在旁边敲一声锣，你就得喊一声'我是贼'。别看贼吃饭，要看贼挨打。"这一说，我更不敢送了，姥爷说：“我带你去，送了就不用游街了。”后来跟着姥爷去了，侯家好像也没难为我。
这件事给我极深的印象，姥姥、姥爷让我认识到，有的事是坚决不能做的。从此后，我就不叫长辈的名字，不骂大人，不随便拿人家东西。高中的时读到孟子的话：“嫂溺，授之以手，权也。”意思就是说，嫂子掉河里了，可以伸手拉她；反之，平时是不能拉嫂子的手的。那时我幡然了悟，原来姥姥、姥爷教育我都是按照儒家的标准进行的，他们是不识字的儒家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导师张岂之先生倡导重视儒学，重视传统文化，姥姥、姥爷种下的儒家文化的种子，慢慢在我心里进一步滋长起来。也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来以来，世事狂飙突进，各种人际冷漠、道德滑坡现象屡见不鲜，被车轮碾压的“小悦悦”面前前后过历了24个人，竟然无一人援手。研究生期间，读到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对儒家心性之学创造性转化的大著，深为敬佩，感觉必弘扬儒学，方能收拾人心。
前几天，有人大肆贬损儒家，说儒家除了为专制作伥之外，一无好处，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洼地，需要他种文化来拯救。我大为不满，与他们激烈论辩，摆事实、讲道理，最终使那些人收回了过激的言论。
看来我的内心深处是有着儒家基因的，这基因就是小脚的姥姥、不识字的姥爷给我种下的。姥姥、姥爷对我们姊妹三个的溺爱全村都为之感叹。一个王姓大爷锄地的时候见到我说，“你姥姥、姥爷多爱你呀，长大了可得好好孝顺他们。”我当时没说话，可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不幸的是，大概我12岁的时候，姥爷在正月初三即无疾而终，他当天早晨还在做饭，晚饭时候就有点不舒服了。饭后我出去玩了一会，回去之后就看到姥爷硬硬地躺在门板上。事后，我真是太后悔了，“为什么要出去玩，为什么不守在姥爷跟前？”我抱着姥爷号啕大哭。
倒是姥姥病得很重，已经打了好几天针了。她抬起头看了看我，说：“别哭了，泪水掉到姥爷身上，在阴间他会加罪。”为了不让老家“加罪”，我赶紧离开他身边。
姥姥的病最终还是好了，在我上高一的时候，脚步蹒跚的姥姥也走到人生的尽头，那天雪下得很大。下午的时候，我骑着自行车，去二十里外的村子给姥姥的亲戚送信，住得远的亲戚由父母发电报告知。没有风，雪花一片落到我的头上、眉毛上，又滑落到脖颈。我没感觉冷，心中有的只是无限的悲怆，满满的痛憾：“我还没来得及孝敬您啊，姥姥。”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今天是清明节，我内心有这样的感动，可能是两位老人也想我了，感觉他们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即以此文，献上心香一瓣，愿祖孙间美好的时光成为永恒。
人们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这种悲痛，我不止一次经历。发小同学，也每每在年节聚会的时候，说起老人，感到无限痛悔：“当时无力尽孝，等有力量的时候，亲人已经远去，而成为大憾。”
反过来再想想，人总是要走的，尽孝的机会也不是一去就没有了，我们身边总有亲人，我们也总有机会。尽孝绝不会因亲人的离开而不能进行，关键在于心中有没有孝。宋朝大儒张横渠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是我的父母，万民我的同胞，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的存在都是我的朋伴。敬畏自然、珍爱他人，是儒家之大孝，永不过时，我们也永远有机会。
（作者肖雾，写于2020年4月4日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