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自有世界以来，从未有过慈悲的国家。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仇恨多过相爱。即使是亲密如爱人，也会相杀。

病毒给全球建了一堵围墙之前，世界早就给彼此建立了一堵堵围墙。没有病毒，全球也会争斗不休。作为“外部性”的新冠病毒，只是加速了孤岛化的进程，甚至相互的仇视和攻击会成为常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与割裂。

这种隔绝与割裂看似是“屁股决定脑袋”所造成的，或是意识形态所引发的，但实际上是人类存活至今本就一直存在仇恨的激情，就像“春药”一样，让彼此不能自拔。而政治家们喜欢看到这样的状态。

于是，狂热之中，“大混乱就像坟墓一样，是平等的温床。”

就像埃里克.霍弗在其经典著作《狂热分子》中写道：他们炽热地深信，一个新秩序必然会来临，但在新秩序建立起来以前，旧的一切必须连根铲除。

对西方国家遭遇的疫情之下的死难，甚至持有人性之外的态度并将其赋予一种政治隐喻的时候，往往是以仇恨敌人和渴望世界末日的心情出发的。

而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对中国的有意激怒的说辞，也通常是以故意激怒的心态来点燃民族情绪以及民粹主义的目的来进行的。炽烈的恨意和攻击可以为彼此在全球性不确定的时局中赢得话语权以及压力转移带来某种意义。

今日看了《霍德白》电影——中世纪史诗，荷兰加瑞典土著大战法兰西十字军，基督教暴力传教，邪神奋起抗争。尽管电影拍的拖沓，但还是有些感触：领袖都是偏执的，并且忠于激情。同时，这个世界的相杀往往是以爱与人民的名义的。

全球的学者们包括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与社会家们，都开始纷纷就全球疫情大流行之下的时局发表看法，并彼此争论不休。他们不管怎样的观点相异，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世界，的确开始变天了。

2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历史往往可以给出一种参考。

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都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时局变化所引发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世界体系的大变化。在这些宏大的叙事中，仇恨占据了不可或缺的戏份，并引诱着人们一步步走向深渊之中。

埃里克.霍弗说，比如，希特勒明白恨意下面潜藏着钦佩，并由此得出了一个奇特见解。他说，纳粹党员的首要责任是想方设法地让敌人对他产生切齿之恨。因为这种恨意可以证明纳粹信仰的优越性。“衡量一个纳粹党员价值观是否正确、信念是不是真诚、意志是不是坚定，最好的办法乃是看看......敌人有没有恨他入骨。”

同样，希特勒也需要纳粹党员们仇恨所有的犹太人——犹太人都是“魔鬼”——并通过这种共同的仇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凡尔赛合约》心生不满的德国人把气出在犹太人身上。这就像：斯大林秘密警察欺压的俄国人轻易就被煽动去反对“资本主义战争贩子”；南非的祖鲁人不找压迫他们的布尔人算账，却去屠杀印度人；美国南方的贫穷白人饱受特权阶级的气，却拿黑人来当出气筒。

而“每一趟胜利，都会被说成是对魔鬼阴谋的粉碎”。恨，成了最有力的凝聚剂。埃里克.霍弗说，一个理想的魔鬼通常都是外国人。

共同的仇恨，让他们可以群情激昂，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帕斯卡尔说:“人类就天性来说是恨彼此的。”而爱和仁慈不过是“一种伪装和假象，因为归根结底它们不过是恨。”

有的，自卑。有的，优越。自卑的，会去千方百计地模仿仇恨的对象。优越的，会去千方百计地强制别人的顺从。

于是，说服、强制乃至暴力，就会出现。狂人带来暴力，暴力孕育狂热。因为，“在狂热者看来，宽容是一种软弱、轻浮和愚昧的象征”，甚至还是一种背叛。

于是，暴风雨，就产生了。

于是，“黑天鹅”就诞生了。一场大的苦难，容易接踵而至。

3

狂热者离不开英雄。这个世界也离不开英雄。但英雄的背后，是一个民族。

英雄通常都是自我牺牲的，或为了一枚纪念章、一面旗帜、一句话或一个托付而赴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埃里克.霍弗说，所有个人主义者在非常时期都容易陷于崩溃边缘，但对群体和民族有认同感和自豪感的人，最勇敢和无畏。碰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个人是无法依赖自己的勇气的。他仅有的力量来源不在他自身，而在于他隶属某个伟大的、光荣的、不可摧毁的集体。

埃里克.霍弗举例说，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面前俯首帖耳的人，面对纳粹入侵时表现出无比的勇气。造成这种差别的理由不在于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比纳粹军队更为残酷，而在于他们是以孤立个人的身份面对秘密警察，但面对纳粹时却自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员，这民族拥有一个光荣的过去和一个更光荣的未来。

犹太人的情形也类似，从他们在欧洲的窝囊样，你绝不会料到他们后来在巴勒斯坦会有如此表现——希特勒没花多少力气就灭绝了600万犹太人，而巴勒斯坦区区的60万犹太人却搞不定，原因就是：在欧洲，犹太人是以个人的心态面对敌人，宛如漂浮在虚无永恒的一抹微尘。但在巴勒斯坦，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一颗小原子，而是隶属于一个永恒的民族——这个民族背后有一个古老得难以记忆的过去，面前是一个耀眼夺目的未来。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有学者认为是超个人主义者的失败，威权主义会崛起，这意味着个人的欢乐与哀愁、骄傲与自信都必须源自集体的机运与权能，而不是源于个人的前途和能力。特别重要的是，个人不能容许自己有孤立感，哪怕是被困在一个荒岛上，他的心里也要装有集体。

与民族情绪和民粹主义相伴相生的则是：群众运动。“在社会激情处于高压的阶段，少有可供人沉思和反省的余地。”如今的境况，就是如此。

这个时候，或合作，或对抗，都成了最不确信的选择——世界一步步走向危险的境地。

这个时候，更需要卓越的领袖——他的自信来自对人类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一个人除非尊敬人类，否则就不会受人类尊敬——世界的命运，其实重新交给少数的政治家领袖们的手中。

但愿2020年开启的世界，不再重复上演历史上的希特列与斯大林以及二战的人类苦难之事。

无论如何，自由与个体的式微，都是文明的式微。世界绝不能重新退回到中世纪的“孤岛”模式——彼此隔绝和孤立——否则，注定是一个悲惨世界。

本文同时推荐埃里克.霍弗所著《狂热分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梁永安 译）。

本文作者：韦三水

图片来源：Pixabay.com

文图版权归著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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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三水

资深媒体人、财经作家与品牌策划人

草根诗人、连续创业者

已出版发行多部财经著作

曾先后系统性地提出

现代新国企论、未来国企分化论

所著《大国企》、《谁人不识宁高宁》等书引发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