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写简历时，我非常愿意接受的一个群体认同，便是“七七级”。对有些人，这或许是个可以分享“集体荣誉”的称谓。对我自己，却更多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然而正因“七七级”渐渐成为有“面子”的称谓了，而简历又是相对开放的，我现在反有些不敢把个人的记忆放进表格了。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曲折向前的吧。）

个人的回忆

1977年是我下乡的第九年了，那一年大队中学临时请我代课。我虽号称中学毕业，实际念书不到一年，却要教初中三年级的语文和化学，实在有些误人子弟。记得是放农忙假时，我回到成都的家中，母亲既惊讶又高兴地说，这么快！上午才给你打电报，下午就回来了。原来家里得知停止多年的大学考试真要恢复了，所以要我赶紧回来准备，其实我根本没收到电报，不过是碰巧而已。于是在家集中补习了一个多月。由于上中学不到一年就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名副其实的“补习”；与今日高考前的“复习”，完全不是一回事。

由于“时间短、任务重”，可算是真正的拼命。每天睡觉也分成两段，一次约睡三个钟头，其余时间基本都坐在窗边的桌前。对面楼里也有一家的小孩正做同样的事，后来其家长说，早就推测我一定考上，因他们几乎就没看见我离开过桌子，颇叹我何以能不睡觉。当然偶尔也要出门请教，记得还去成都二中学习怎样写作文，请教以前教过我二哥的费绍康老师，那真如醍醐灌顶，获益良多。考试前又回大队中学上课，自己教作文的段数也突飞猛进。恰好全公社举行统一的作文考试，我的学生还获得第一名。一个大队民办学校的学生超过镇上公办学校的学生，在当年乡下也是不小的新闻。（其实主要是那学生自己聪明，他后来一路念乐山专区的重点中学、上海交大，更到美国常春藤大学念博士，是乡村孩子中的一个异数。）另一女生也得高分，后来到县高中或师范校念书，现居西安，小孩都进清华大学了。

我就这样白天教书，晚上继续补习，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我所在的四川省仁寿县是个大县，人口过百万，当年应届毕业的高中生班就上百个，全县还有和我一起下乡的知青近两千人，绝大多数学历都在我之上，不少是老高中的。这样，在填报志愿时，我第一志愿填的是成都师范学校的中文高师班，即所谓中专“戴帽”的大专；第二志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到第三志愿需要换专业，才填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完后已近过年，大队中学放假了，我也就回到成都家中。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正在城里一老同学家中喝茶，忽然弟弟从郊区的家里赶来，告诉我录取通知到了，我被取入川大历史系。

那是长期停招后的第一次，录取不太看志愿，所以我能被第三志愿的重点大学先录取。大学毕业后我才知道，取我的老师当初也担有政治风险，因我的家庭出身有些“问题”，经过争议，终以“重在表现”的理由取了我。且我本是在农村考试，通知应是寄送到乡下的。川大招生办的人竟然查到成都我家的地址，特地寄到家里，让我们能愉悦地过年。下乡已九年的我，是家中的“老大难”问题，那次过年的气氛当然好极了。

我会永远记得这一经办人的细心周到，我猜其家中或者也有知青，所以很能体会这个通知的重要吧。那时“文革”尚未完全结束，“斗争哲学”之余威尚在，而川大从招生到发通知都相当有人情味，非常不容易，使人难以忘怀。

实际开学已进入1978年了，我在农村的好友姚仲文兄，用背篼背着我的行李，把我一直送进学校报到。在川大校园里，这一图景或也不多见，似乎象征着人生的一段结束，又一段开始。

那几年学习的经历，恐怕也是中国大学教育中前所未有、后亦未必会再现的。大学停止招生已十二年，同学中应届生很少，彼此的年龄相差甚远；班上年龄最大的约32岁，恰是最小者的两倍，25岁的我则属于中间一段。而当时的师资，几乎动员了全体高段位的老师；有些现已不在世的老师，当年还没有轮到给我们上课呢。

晚来的学习机会不易，那时我暑假也住在学校。记得第一个暑假就是读《资治通鉴》，而一些同学还曾组织起来共读《史记》。我自己散漫惯了，经常逃课，到学校图书馆看各种“内部书籍”。曾经有那么多年，全部公开的读物不过几十种。突然可以使用图书馆，而且可看“文革”中给老干部准备的各种翻译书籍，那种感觉，说是如饥似渴，实不过分。内部书看完了，又泛览他书。坦白说，除《通鉴》和前四史外，还真没看多少“专业书”。

川大历史系当年的学风是重基本功，特别是语言。同学中不少人相当注重语言工具的掌握，后来考外校研究生的，不分中国史还是外国史，大多在古汉语和外语上皆得高分。我在乡下背过半部《古文辞类纂》，离桐城正宗自然还远，或可说稍得皮毛。但英语则完全是从头开始，摸底考试仅得十分，即写完字母而已。

最初学英语也不过跟着走，过了一学期，参与读《史记》的好友葛小佳说，他的英语已远远超过班上的进程。当时同学中有的英语甚好，已在看所谓原著。而小佳的英语也同样是进大学才开始学的，那时与我的水准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为让我能赶上，自己特意停学英语一学期。这样的义气，现在大概较难见到了。我不能不拼命追赶，到二年级差不多赶上他的水准，大家又继续推进。再到三年级时，我们竟然成了全校文科的前两名。没有那时的努力，后来恐怕就不能出去读书了。

现在有些同学回忆，说我们那时就一心想出国，所以努力学外语。其实如我前面所说，当时“文革”的“结束”还在进行之中，在成都这样的地方，几乎无人能有出国念书一类的“高瞻远瞩”。简言之，那根本不是一般读书人“上进”的选项。历史记忆在不知不觉中常随后见之明而移易，于此可见一斑。不过，当年的形势发展确实日新月异，到毕业的时候，去外国读书，对一些人就成为实际的可能了。

后来同年级中真有不少人到欧美读书，且所读多是名校，反倒是在外国治学最有成绩的葛小佳，念的是美国一般州立大学。我想，当年那批留学生，大概也和国内的七七级学生一样，进入什么学校，基本看机缘，但其训练未必都在课堂上获得，所以在国内国外读什么学校不特别重要，主要还是靠自身的修为。我自己是在毕业工作五年以后才负笈远游，紧赶慢赶，博士答辩时已经41岁了。

川大历史系七七级学风的另一特点是眼界较宽，思想开放。在本行的固然出色，留学的却大部分都转了行。朋友中，葛小佳始念社会学而转治心理学，霍大同学了精神分析，而戴思杰干脆进入著名的巴黎电影学院学导演，都成为那一行的佼佼者。念什么专业就教什么的，也就一二人而已。我在美国念的课程是以美国史为主，不过因拟追随的老师退休，一时后继无人，系里许我改换门庭，遂转入中国史，大大缩短了读书期限。（普林斯顿大学的亚洲史要学两门亚洲语言加一门欧洲语言，而美国史则仅要求一门外语。）所以我一共就念过两门中国史的阅读课，如今所教的专业，也还是半自本科的教育、半从自学而来，算不得科班出身。

现在回头想想，当年川大历史系老师所教，未必是历史学的所谓知识，恐怕更多是学者怎样治其所学。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到的鼓励，是做什么都要做到尽可能好（按宋儒程颐的说法，不想做到最好，便是自弃）。前者大概就是所谓入门，后者或一般所谓发展。入得其门，学校之能事已毕。以后如何发展，就是学生自己的事了。

蕴涵丰富的符号

七七级这一群体是多元的，工农兵商，做什么的都有。对有些阅历特别丰富的人来说，这或只是人生的一个插曲；那些年少的，不过是按部就班地上了大学。就我个人而言，却真正是人生的一大转折。

我下乡时仅16岁，此前也和全国人一样饿过饭，身高还不到一米五，贫下中农不得不为我制作特定高矮的粪桶。记得临走时母亲在我的棉衣里缝了五块钱和五斤全国粮票，意味着已经做了非常不妙的准备。在那时的各种人生选项中，可以说基本已经排除读大学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大学招生已经实行“有成分、不唯成分论”，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实已难进大学。）后来居然能进大学读书，有那样好的老师和同学，不能不说是意外的惊喜。上天如此眷顾，能不常怀感恩之心！

或因其特定的机遇，“七七级”后来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仿佛是风云际会，天才一群群地来此相聚。然而，这些人中很多都少小失学，缺乏从小到大的系统训练；先天不足，其创获多来自阅历和悟性。在那些阅历无法代替或补充训练的领域（例如自然科学的一些学门），悟性也就难以体现其作用。即使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里，当风尚偏于追随而轻忽积累之时，“天才”也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奇才”。（把“奇”“怪”一类字冠于“才”之前，通常意味着对才气的不充分承认。）其实不论天才、奇才，多少都带些“倒放电影”的味道。那的确是个相对独特的群体，或许真是难以“复制”；但也和所有群体一样，兼具高明与平庸。

盖若要“复制”，则包括读大学前的经历，意味着大学十多年不招生，这当然是谁都不希望重复的。七七级的学生，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对那一代人的多数来说，“文革”更多是一段暗淡也黯然的记忆，有点像西方的中世纪。（中世纪是因为后来的人自居“现代”又向往古代而得名，也因此被视为一段“黑暗的时代”。）不过，由于七七级在大学读书时“文革”尚在“结束”之中，这些人虽被视作“后文革”的学生，却并未出现多少对“文革”的反思（那些参与“伤痕文学”的或是例外），以至于后来一些对“文革”的“理性”认知，部分似也出于七七级人之手。

就整体言，“文革”的暗淡，或也使七七级自身多少带点“文艺复兴”的味道——因为一下子“解放”了很多老教师，包括那些经历过五四的一代，七七级人在课堂上衔接的，往往不仅是“文革”前的学术，更是直接回溯到更早。当然，这更多是一种“客观”的相似，他们中多数人并不像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热爱希腊、罗马那样，对其所衔接的时代亦步亦趋；不少人毋宁像那些年两套丛书的名称所提示的，更愿意“走向未来”，也更关注“中国与世界”。

而上述衔接的跨越性，恰也反映在中外学术交往之上。或因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闭关锁国，中国学界对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的西方论著（包括研究中国的论著），极为生疏，所知甚少。由于这一断层的存在，尽管我们现在追赶“国际前沿”的速度已经相当快，但今日西方的“国际前沿”，正是在那基础上产生的——其回应、修正和突破的很多问题，就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取向和学术成果。追赶者若不了解其针对性，很可能追到不同的方向上去。

换言之，七七级的不可“复制”，包括了强弱两方面。他们中很多都曾上山下乡，接触了中国的底层，类似于上过高尔基所说的“社会大学”。这可能是其特有的强项，尽管也仅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才是明显的强项。不过，即使在适用的领域里，也还要不忘上述双重学术断层的存在。学问从来是积累的，较具建设性的态度，是温故才能知新；即使基于更坚决的“走向未来”态度，也要推陈才能出新。“故”与“陈”且不知，自然谈不上“温”与“推”，也就大大减却了创新的基础。

我自己的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总带几分理想的色彩（譬如多曾经过“文学青年”的阶段，总有些办刊物的冲动，等等），又稍多独立精神（这极不适合于官场，在越来越向官场“倾斜”的学界，也渐不合拍，却是做好学问的根基），两者都使这些人容易坚持己见，不够随和。若能保有理想而兼顾现实，坚持独立而不忘包容，或更能随顺时世。

不过，某次一位年轻人告诉我，在他们眼里，“50后”有着阴暗的一面，因为从提倡阶级斗争的年代过来，不免带点儿整人害人的遗风。我对此有些保留（至少我自己的同学，见面都有发自内心的亲热；步入老年，还能开稍带攻击意味的玩笑而不往心里去），但平心而论，这看法也不无所见、不乏实据。这也引起我的反思——既曾受过熏染，可能真需要随时告诫自己，不要无意中堕入旧日窠臼。

七七级这一代人，现在已渐入老境。他们的命途，其实不那么幸运——少小即曾饿饭，中学多未读完，稍长又颠沛流离；开始事业闯荡之时，看重的是资历；眼看渐有所成，又讲究年轻化了。但那些大都是所谓“赵孟能贵”的部分，亦浮云而已。正因比其他时代的人领受了更多生活的艰辛，就更应多识得几分人生的真谛。至少身心状态要努力保持一致，不宜身已老之将至，而心态仍然年轻，继续经历着“成长的烦恼”！

我们的学术状况，有着特定的国情。恢复高考后那几年入大学者，身当十多年的断裂，的确多些传承的责任。不过，学术乃集众之事，总有易代之时。在理工科，学术易代似乎已经完成。文科方面，这一代或可多发挥所谓“传帮带”的作用——年富力强的，固不妨“站好最后一班岗”；对大多数人而言，恐怕还要尽可能支持新人接班，甚或扶助其“领班”。最好是慈眉侧立，多些旁观，少些介入。很多事确非人人可为，年轻人却也未必就做不好。总要“相信人民”、相信后来者，不然，学术又何能前进？

人生不论苦乐，总有很多可以开悟的机会。机会来了，人多有所触动；然而若无所悟，机会也就过去了。凡事看得远一点，就少许多近忧。这一代也曾看着那些不放心又力不从心的前辈累得够呛，到自己也成了“大佬”，可别失了分寸，永不知老之将至。前人四十就已不惑，我们成熟得晚点，五十、六十总可以了吧。所谓“不惑”，大概就是知所进退，该放手时就放手——

那些难以企及者，可弃若敝屣，不必总在思虑未来。真合己意者，乃幸福之所在，尤当珍惜。肉食者且不论。对读书人而言，治学本含英咀华，厚积薄发。含蓄日久，自有一股郁勃之气，沛然不可遏抑。临近退休，亦正久积洋溢之时。善养浩然之气，可补锐气之不再。充分利用这精力减退而识力增进的时间，做几件自己想做的事，写几本自己想写的书，又何乐而不为。

好友葛小佳1996年曾在美国《发展心理学》上发表一文，探讨禀性与教养（Nature and Nurture）之关联互动，被认为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已成为那一领域不能不提的经典论文。我不敢讨论该文的内容，却不妨借其题目“说事”。

对任何人而言，禀性都是重要的。常乃惪甚至认为，文学的“伟大与否，全视乎作者个人情感是否伟大”；史学亦然，“必有伟大的生命力者，始得为伟大之历史家”。但不论我们出身如何，教养都可以让人改变。（古之所谓教，正在于改变人。）唯改变之后，能不忘自我，也不忘教养之所从来，或可兼具本性与教养之长。

七七级者，禀性千差万别，更多成就于教养。其共同的特征是：学生多来自社会，阅历丰富而志趣广泛；老师也不仅为一校一专业培养人，而是以天下士的标准为时代为社会育人。与后来人比，七七级的学生多少都有些迂远而放不下身段，但眼界开放，无论治学从业，并不十分拘泥；且总是向往独立，不肯俯仰随人；又始终保留几分理想的色彩，故与日趋现实的世风稍感疏离。

这更多是基于我在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经验之谈，但整体言，七七级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已为天地留此一景，却无须复制。一个人或一代人明白了自己在社会甚或历史上的位置，也就是知了天命。这一代人，其实也和历史上任何世代一样，不过守先待后而已。于斯足矣，夫复何求。

（本文摘自罗志田著《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