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不想说很多的话，只想带给你一个故事。它不为悼念某个群体，相反，在今天它只怀念了一个人。

一个普通的男人，一生热情，对于别人的困难总是能帮就帮。

他说：“别人有困难才找到你这，有的人可能一生也就找你一次。”

这个热心男人年纪很大了，居住在武汉，作为一个60年代的大学生，在疫情到来的那一刻，就对自己后来的遭遇有了预感……

他一生只作为普通人存在，不是某个群体的大英雄，甚至不曾作为一个数字存在于别人心里——国内统计新冠肺炎死亡人数3335例，他不在其中。

我们哀悼、纪念，但不是为了记住一个数字，甚至不是为了某个群体，而是因为我们记得那些具体的人。

你记得几个人？

2020年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宣布封城。上午10时起，所有公交停运。城市的流动，戛然而止。

第二天是除夕夜，我父母本来计划与他们的世交任叔家一起聚餐，这是多年来两家人的习惯。迫于形势，只好取消了。

十二天后，还没过十五，2月6号晚，我哥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老爸胸痛，吃了好几颗速效救心丸才略有缓解，让我开车带他去医院看下。

老爸去年7月肠癌手术，17号的小年夜刚刚出院，当时CT结果和血液指标都还不错。

晚上9点，我开车把老爸带到离父母家两站路的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车刚在急诊室外停下，一位穿着防护服的值勤人员就隔着车窗问：“是新冠病人吗？”

我答：“不是，我爸心脏不舒服，胸痛。”

那人看了下，立马说：“这么大年龄。你们别进去了，里面全是高热病人，小心传染，我去把医生叫出来吧。”

一会儿的功夫，出来一位全副武装的医生，建议我们去汉口的亚心（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说里面太不安全。

我们在车里迅速商量了一下。亚心在汉口，离家远，万一住院照顾不方便，还是去离我家最近的省人民医院看看吧。

隔着省人民医院急诊室的玻璃大门，我看到走道上躺着几名病人。隔着门想问下情况，但无人应答，我只好推门进去。

急诊室值班医生指着离我最多三米，躺在过道病床上插满管子的病人，说：“这里也全是高热病人，住进来风险很大。”

我转身出门，想回车上跟家人讲下情况，门口站着的一位护工模样的男士又说：“不是这个病的快走，小心传染！”

我边走边后悔，出门匆忙，只戴了口罩，刚刚又徒手触碰了医院的很多地方。一上车我就立马用酒精棉把手擦了消毒。

那天是6号，单号限行，但我还是决心违章过一次大桥，去汉口的亚心医院。

那时，武汉三镇车辆已经不允许跨区。但估计是因为时间也不早了，白天在大桥上查跨区通行证的执勤人员都没了踪影。

我从后视镜中匆匆瞥了一眼老爸，今晚他全程都很沉默，听任儿女决定辗转。

我真希望能快点结束这种茫茫黑夜中的漫游，把老爸带到一个可靠的地方。

通往亚心的路上出乎意料得畅通无阻。

医生把老爸安排在急诊室最外面的一间病房查心电图，有两个医护坐在那儿，我随口问了句：“你们这儿没有新冠病人吧？”

医生说：“有啊，里面就有三个发热的疑似患者。”

我疑惑地问：“这儿不是进来要查体温吗，怎么还会有发热病人？”

医生解释说：“有的是以胸痛的名义进来的，还有的进来时不发热，进来后开始发热，做CT才显示肺炎，也不能赶他们走吧。”

我很惊讶，原本以为到心脏专科医院来，就不会接触新冠病人了。

老爸做了心电图，抽了血，要等一个小时才能拿到心梗指标的结果。

病房里有两张床，我们嘴上不说，但时时刻刻都在警惕旁边那床将进来一位什么样的病人，会不会是新冠病人。

不断有病人和家属到办公室咨询医生。医生们都穿着全身防护服，病人和家属也有好多戴着一次性浴帽、手套和鞋套。

转眼十一点多了，老妈让我和我哥到医院大门外的车上坐着等结果，她留在急诊室陪我爸。走出医院时，正门已经关了。我让值班门卫帮我留个小门，告诉他我们等下还要进来。

门卫一听，絮叨了起来：“没事少进去，里面谁知道都是什么病人，不安全，我都不进去！”

这就是封城后的武汉医院，看病就是冒险，时刻有人提醒你不安全。

回到车上，我和我哥似乎都纠结了下，要不要摇开车窗透个气？但最后谁都没动车窗。

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紧张，我们都不再说话了。

血液结果出来了。老爸的心梗指标还好，心电图也还好，只是炎症指标略高一点点。医生给老爸开了点心脏方面的药，我们就匆匆离开。

凌晨1点多回程，路上我一不小心还闯了个红灯。

老爸服药后，效果并不明显。

他自己很着急，打电话给家对面的672医院和给他做过化疗的中南医院，对方都说已经被征用为发热医院，无法接诊别的病人。

我在微信里求助了两位心内科的医生朋友，想挂个急诊号然后把老爸转进病房里去。

一位不建议我去，说现在综合性大医院只有急诊和发热，太多新冠病人混杂其中。

另一位说，只能转重症。但我们并不放心。过去，我哥生病时曾住过重症，里面有的医护责任心有限，尤其是患者不清醒的话，就更难以得到照顾。

老爸是一位60年代的大学生，面对形势，他明白一个国家在慌乱中会选择做出牺牲。从封城那一刻起，他就对一些事情有了预感。

我知道他还是很想住院。

过去他很少跟儿女提要求，这次是罕见的。他在微信里主动问了我的医生朋友，能不能去住院。

虽然他很少跟我们提要求，但只要是为他好的，我都会竭尽全力去做。

所以那也是我记忆中对他说过的最无奈的一句话：爸，能让你住院，我会不让你去吗？

我们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

我在微信上粗略地跟医生说明老爸的病情，两位医生了解到他的胃也不太好，都给开了护胃的药。

中途，我哥给卫健委打了一次电话，反映除肺炎外其他常规病人的救治问题。

我们的希望是，哪怕留有一两家不收治肺炎、能正常开诊的医院也好。

电话那边的工作人员说会向上反映反映，但我们知道现在对这种答复不能有太多期望。

沉默成了老爸的常态，只有在微信上偶尔跟朋友聊聊天。

老友询问他的病情，他说：再忍忍吧。不知道是说给别人，还是自己听。

我开始有种感觉，武汉封了，情况也更严重了。虽然很难，不过医疗系统怎会只对肺炎和孕妇负责，让其他病人无法正常就医？

与此同时，对普通人生活的管控也越来越严格。从只要求戴口罩出门，发展到进超市要量体温，然后一户一天只可派一人出门采购一次，随后三天能只去一次，最后完全不能出小区了。

只有个别家网上超市还可以购物……基本上两分钟内就会一扫而光。

有一天我抢了条鱼，开心地给爸打电话说明天给他送去，因为他最爱吃鱼。

但他只说，不用。

记忆中那段时间他只因为一件事高兴过。

当时全国各省份都在支援物资和捐款给武汉，不过都以“省”为单位，只有江苏因经济强大，各个城市单独捐赠，从自己的城市机场出发，被戏称“十三太保”。

老爸是江苏人，始终以故乡为傲。来武汉几十年，他乡音未改，吃饭也还是喜欢往菜里放糖。那天他难得兴奋地跟我聊了半天，还让我发江苏的新闻给他看。

他一直说，如果有机会，要回老家看看。

2月12号是按例我们家可以出门采购的日子，我赶紧开车回了趟父母家，顺便在药店给老爸买了心脏和胃肠道方面的药。

他状态依然不好，不想吃东西。

其实老爸以前是位非常豁达乐观的人。

他一生开过好几刀，2001年因肾脏癌在上海拿掉一个肾脏，他在病床上跟我们说：“全家难得一起来一次上海，你们有机会应多出去转一下。”

去年肠癌开刀后，每21天要住院做一次靶向治疗。打完针的空隙，他偶尔会在病房的走廊上走走。有次我陪他走过护士站，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挂在墙上的病人信息，最后很开心地说：“我的年龄最大嘛！”

封城之后，他的情绪却彻底低落了。

武汉的医疗系统崩溃，他自然明白我们过去求医的思路已被全部堵死。他在家里不仅食欲不好，偶尔在网上听个书，也都是关于新冠病毒的消息，想不知道都不可能。

我不知这种无序何时是尽头，很难开口安慰他。那天离开时，我告诉他要尽量多吃点，不要想那么多，我们都在熬，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没想到当天晚上，哥就打来电话，说老爸晚上大便带黑色，基于他去年住院开刀时的经验，判断是胃出血了。

第二天上午，我哥还没来得及去买止血药，老爸就吐血了。

我匆匆开着车往父母家赶，到家时，老爸已非常虚弱。

父母家是老楼，没电梯，我哥本想把他背到车上去，但老爸的手已经没有勾住的力气。最后是隔壁一位身体健壮的老邻居过来帮忙，和我哥两人把老爸抬到了车上。

我们一路狂奔到中医院，把老爸抬到轮椅上时，他说他的眼睛看不见了。

这是我开车赶过来以后，他的唯一一次开口。

我鼻子一酸，告诉他，是血压太低了。

老爸被推进急诊室，我们只有在外面等待。

急诊楼外有一辆120救护车开到了门口，刚停稳，小护士就跑出来对着救护车内的人喊：“什么病？什么病啊？”

车上人答：“脑溢血！”

小护士一边摆手一边说：“快走，快走，没病床了！”

那辆救护车迅速调头，不知又开到哪家医院去了。

我想起最初带着老爸在城市里穿梭求医的那个晚上，料想面前这辆救护车里是跟我们相似的另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在整个武汉乃至中国有多少呢？

然而，我的内心却很难有更多波动了。

终于，等到我哥出来。他对我说：“排查了，肯定不是新冠，输了血，会诊完可以转消化内科病房了。”

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有点落地。

我哥和我妈留在了医院，让从小心脏就不好的我先回家休息。

一下午，他们都没给我打电话。

等到四五点钟，我忍不住打了一个给我哥，他说老爸的情况还好，办住院时，医生让报身高体重，我哥说100斤，老爸还难得有心思搭腔：现在没有了，只有九十斤。

只是非常时期，普通病房也按重症的救治标准来，收费和用药都会贵些。

我说没问题，我要跟爸说话。

我哥把手机按了免提，我对着电话说：“爸，你挺住啊！不要担心钱！”

放下电话，我迅速把我的信用卡额度调到了最高，然后准备了毛巾、牙刷、盆、饭盒等一堆住院用具，就往医院赶。

老爸是位科研工作者，退休前是单位一个小组的负责人。我记忆中他一直很忙，经常出差。

我们家以前住的是武汉的老式楼，走廊是一条公共的长通道，邻里间关系都很亲近。那时候隔壁的叔叔也偶尔出差，他的妻子每次都依依不舍地要去送。

有人就开玩笑地说我妈，说老爸出差，你怎么从不去送？我妈总会笑着回答：“他这个出差频率，我可送不过来。”

我妈也会直接埋怨老爸：为单位干事比家里积极。

我的心情就很复杂了。一方面，当然希望老爸常在家里陪我；另一方面，又盼着他坐飞机时，能给我带回飞机上为保护耳朵发的口香糖。

那时机场还在南湖，市区的上空经常可以看到飞机。有时知道他那天要坐飞机回了，我就仰着脖子望天空，等有飞机经过，我就会想：我爸是不是在那架飞机上？

去年肠癌开刀后，本来各项指标复查结果都挺好，除了术后定时去做靶向治疗，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还是从前的模样。

老爸每天都会像从前那样去大院外看别人下棋，趁散步躲开我哥抽根烟。

我女儿已经读大学了，放假从外地回来，老爸也还是会像从前她4、5岁时那样，哄她说：“咪咪，什么时候外公请你出去吃一顿？”

那天，后来因为心脏难受，我没有亲自去医院，而是让老公开车把东西送到住院部楼下，嘱咐他到了后跟哥联系。

但时间过去了很久，老公说：“你哥一直没下来拿”。

我很奇怪，只好又打电话给我哥。电话那头，他慌张地说：“爸突然喊腹痛，好像快不行了，在抢救…...”

封城、交通管制，我急得头皮发麻。

不到十分钟，女儿接了一个电话，走到我的房间对我说：“妈，我爸让我们换好衣服，他来接我们俩去医院。”

一直到进病房之前，我的大脑都是一片空白。值班医生还在做心肺复苏，但哥说已经没用了，20多分钟前就不行了，只是因为我还没到场，他们在等我见老爸最后一面。

果然，当医生停止了人工救治，监控仪器上全部一排直线。

医生诊断为：消化道大出血。

我拉着老爸还有余热的手，忍不住大哭：“你怎么不等我来！”

他微张着嘴，但没有任何的回答。

这世界上最呵护我的人走了。

我脑海中飞速回想着过去几天的经历。是我没有第一时间把他送进医院，我终身自责！疫情，把我这一生对他的孝化为乌有。

我不知他走时，是否感到孤独，只能流着泪小声告诉他：“我们以后都会去陪你的。”

我和父亲的合影

医生没给我们太多的时间悲伤，让我迅速去办理死亡手续。

路过其它病房时，我才发现其实病房里空床很多。

对于新冠病人来说，非常时期可能一床难求，而对于其它病人，问题不在于没有病床，而是没有医生。

殡仪馆的车来得很慢，到了医院大门外，还要做20多分钟的消毒。我本想让嫂子带哥哥家的两个孩子先回去休息，但老公说：“等吧，非常时期，不会再有告别仪式了，这可能就是最后送别了。”

我突然觉得无比悲伤，忍不住流泪，大家也都原地站着沉默不语。

那天夜里风很大，老爸生前就怕冷。趁殡葬车没来，老公和哥开车回家，去给爸拿套他平时穿的干净衣服。

我们终于等来了殡仪工。拿着衣服回到病房，发现老爸脚上已经穿上了两双袜子，正奇怪，老妈说：“我怕你们赶不上送衣服，就先把袜子脱了给你爸穿上了。”

老妈坐在爸的病床边，抽泣着不知低声在跟爸说些什么。他们俩1964年分别从东北和江苏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同一单位，一起走过了56年。

疫情期间不允许家属跟车送行，我们在场的每一位亲人只有在病床前给老爸鞠躬。

工作人员告诉我：一切从简，等疫情过后，等电话通知家属去领骨灰安葬。

3月6日，我看到了武汉的医院发布消息，说将停止发热门诊，准备恢复正常门诊。这时距离我爸第一次去急诊看病，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

老爸走后，我真真正正的没有下过楼。一想到他的离开，我就对一切包括我自己都充满怀疑。

听我哥说，老爸血压突然下降后，重症室有医生下来看过，说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连血都没止住？”

我去网上查了最后给他在消化内科做治疗的主治医生，却发现其实是血液病科的一位年轻医生。

我又想到老爸一生为人热情，常常被夸热心。

过去我曾跟他探讨，他说：“哪谈得上什么热心，有人找你帮忙，能帮就帮而已，别人没困难也不会找到你这，有的人一生可能也就找你一次。”

他应该怎么都想不到，自己在生命的尽头，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只能孤零零地硬扛，无处求援。

当初我是不是该不顾一切地想办法把他送进重点医院治疗？但他若感染了肺炎，我又该怎么面对？

我的选择虽带老爸躲过了新冠，却没能躲过这场生死离别。

我从房间往外望，头顶的是和儿时相同的天空。那时候老爸走南闯北，每次有飞机飞过，我就会想：我爸爸在上面吗？

而如今天空湛蓝，空无一物。

今天。我们在哀悼什么，我们在纪念什么，我们在告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