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启示在荒野

原创 刘东黎 @微信号 当历史变成地理

世界的启示在荒野

锯子穿过橡树的年轮,一锯接一锯,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最后才终于看懂世界的风霜。

——《沙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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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每到四月,都会想到这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诗。不过艾略特在《荒原》里,之所以称四月是残忍的,也是因为植物生长的力量和欲望之强,令人触目惊心,连枝叶间都有如同骨骼断裂一般的声音;“把回忆与欲望/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荒野何以残忍?因为它拒绝了人类?然而在那凄绝的灰色空间里,有着灵动的生命世界存在,荒野养育着嘴角满是毒涎的蟾蜍,瘦骨嶙峋的草原狼,眼中泛着绿光的蜥蜴;那里不受人类的管制与约束,却怀抱着柔弱的小草;过去落难的淘金者、拓荒者及其他各色人等,也曾爆发出惊人的生存力量。看似沉默封闭的土地,实际有着自己的意愿,那是一种独有的慈悲与平静,保持着大地的原生态和完整性,又充盈着生命的深邃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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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情境属于一种无边无垠、不可测知又不可抗拒的极地体验,因为远离人群,使置身其中的人社会性大为减弱,而在复杂的社会性关系被清除之后,人的问题便空前地凸显出来。此时荒野承载起人的精神寄托,并作为一个引领者对人进行崭新的塑造。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荒野喻示着原初的自然本性。在浑朴简陋的环境之中,所有外界带来的变化都极为迟缓。古人往来于草莽之间,耕作于旷野之上,高原、荒山、野水、冰川、丛林铺排在人们的眼前。“旷野寂无人,漠漠淡烟荒楚”(明·刘基《如梦令》);空旷的原野上寂寥无人,烟雾淡漠,荒草连天,旅人踟蹰于旷野,身影孤寂,令人心下黯然。“之子于归,远送于野”(《诗经·邶风·燕燕》)、“上平衍而旷荡,下蒙笼而崎岖”(张衡《南都赋》)、“野萧条以寥廓兮,陵谷错以盘纡。飘寂寥以荒旸兮,沙埃起之杳冥”(刘歆《遂初赋》);不受约束、未经驯化的辽阔原野上寒风呼号,一片死寂森冷,含蓄着大自然生杀予夺的无尽天威,隐喻了人类苦难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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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中国的文化意象中,荒原很少成为一种“威胁”,更没有成为“流放”之地的象征。

进入荒野的人类,其实与一株草并无区别;这种渺小感反倒引发了人奔赴与皈依的热念,尤其对于中国诗人而言,更是别有一派荒远诗心。尤其魏晋以降,平野风烟、苍山落照、荒石枯草等一类衰飒荒寒的原野风景,无不蕴含超拔壮美之意味,常有诗人吟之咏之,流连不去。

于是常有诗人以“野老”“野客”“野人”“野夫”自谓。杜甫,号少陵野老;孟郊,字东野;黄庭坚,号山谷道人;王绩有《野望》诗,王勃有《早春野望》,王维有《新晴野望》,范仲淹有《野色》篇,更多的诗人均有同名诗作《野望》,如是等等。令人生畏的生存环境,反而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进入了美学的范畴,有精神的指向性。诗人们向往自然的热情,终于在春野秋原上找到了深切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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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浩然的笔下,“野老朝入田,山僧暮归寺”的情形,有一种恬然自守之山野幽趣。在荒山僻野的深处“傥荡其心,倡佯其形”,则尽显苍劲有力的自强之美。“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骆宾王《边庭落日》);“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则渲染出另一派带有边塞意味的荒野豪情。

先秦与汉唐诗人还常将虬龙、女娲、鬼魅、神怪、哀猿等想象瑰丽的意象入诗,更是营构出一个色彩斑斓的荒野世界。楚辞就产生在一个原始巫风盛行的天地,“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令人不识蹊径、莫辨晨昏;《涉江》中的风景,把南国水泽和楚地山川的境界细致幽深地表现出来;“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山鬼》中的物事,更充盈着一片令人生畏的诡异气息。荒野之上,万物自由伸展,榛莽丛生、虎豹出没,同样是大自然刚烈而和谐的生命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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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对荒野的认知,受宗教影响,将其视为人类被上帝遗弃的命运写照,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面临的就是一片荒野。未经开垦的荒野是恐怖与邪恶的渊薮,是一种令人恐惧、厌恶的外部环境,是文明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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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对于“文明的城邦”之外的游牧民族,有着某种天然的优越情结和道德上的优越感。所有不事农耕且居无定所,完全被自然荒野所接纳和消融的人,都是不文明的他者。在古希腊神话中,人们借荒野表达敌对情绪,如俄狄浦斯王的自我放逐之地,就是将其设定在荒野。在但丁的《神曲》里,荒野象征中世纪的黑暗与苦难,并分别用“狮”“豹”“狼”来隐喻教会的野心、肉欲、贪婪。荒野同时又是人性深处的映射,人类本性中也有“孤独和蔓生的荒野”。在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时期,荒野都是衬托英雄主义和悲剧人物形象的邪恶背景。即如卢克莱修《天道赋》中所言:“当此之时,民犹未知夫用火,虽获兽皮而不衣皮,故形无蔽而仍裸。惟林莽之是栖,或岩穴之息。迅风烈雨,忽焉来袭。乃庇秽体,于彼榛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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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早期的欧洲移民者而言,他们离开原本居住的发展成熟的欧洲城市,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后登陆美洲大陆,未经开发的美洲大陆在他们看来,就是可怕的荒野,到处是“奇怪、恐怖、令人不安的悬崖峭壁和土地”。尽管也有人烟——有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在这荒原之上呼啸来去,但他们未开化的生产方式——狩猎而非农耕,恰恰体现了荒野的本性。茹毛饮血的印第安人原住民脸上浓墨重彩的花纹图腾,无不让他们心生恐惧。尽管在踏上美洲新大陆的那一刻起,他们拥有了一种挣脱欧洲原有秩序的自由感,但也不得不打起精神,试图征服和归化野蛮人,征服那一片片现代文明从未涉足的莽林荒野,使之变为农田、果园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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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明”一词原就指耕种、加工、照料、栽培,后逐渐引申为培养、教育、训练;又有借助工具对自然改造、加工、区别于自然并控制自然之意。“文明的曙光造成了强大的偏见……早期文明最大部分的能量指向对自然野性的征服……于是,顺理成章地便是狗优越于狼,小麦优越于野草,奶牛优越于鹿,统治者优越于被统治者”(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开垦和控制荒野、征服和统治荒野的历史进程就此开始,人们在荒野四周竖起了篱笆,成为驯化野生动物的牧场;原来占据绝对优势的荒野数量日渐稀少,村镇周围建起了水渠与高墙,成为人类安居的乡村,甚至城市乃至大都市都陆续出现。在欧洲殖民者看来,这是美洲大陆向文明迈进而吹响的号角。早期移民往往会以最快的速度,在被殖民地区规划并建造街道和广场。他们心中有一个执拗的信念——“文明等于城市”。对他们而言,荒野自然是用于创造美好生活的潜在自然资源,未被利用的荒野就是一片废地,只有经积极开发,才可成为人类私有财产。

到了18世纪末,浪漫主义思潮兴起,才逐渐颠覆了荒野作为“恶之象征”这一形象。荒野固然有着孤寂、神秘和混乱的特性,然而在新时代的风气里,这些特质反而成为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源泉。荒野开始被视为尚未被人类开发与破坏的处女地,是象征本真、纯洁的人间天堂。连绵的群山、幽暗的森林、汹涌的海洋,是大自然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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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荒野的复归,则代表着对真理、美德及更高级文明的向往。西方在丹尼尔·笛福时代开创的荒岛文学,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日益上升,个人英雄式的反抗精神逐渐与诗人、艺术家对旧大陆文明的批判合流。荒野成为了新移民精神的根据地,以及自我实现的崭新里程。

卢梭、歌德、拜伦、雪莱、库柏、康拉德等大批文学家、诗人、艺术家,每个人的心底都蕴藏着一种原始气质,涌动着一种对荒野的激情。在阅读欧洲自文艺复兴后出现的大批经典文学作品时,我们的确很容易生出身临群山峻岭、苍莽荒原的浩瀚之感。他们描述汹涌澎湃的溪流,林中高歌的云雀,朴实无华的荒野原住民,如英国湖畔派代表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在《转折》中所说:“来吧,来瞻仰万象的光辉,让自然做你的师长。”面对未经雕琢的自然,他们感受到了荒野的自由以及自身“原始的活力”;对自然的参与实践,更成为了智慧与新知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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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富足、井然有序的田园乡村,慢慢黯然失色了,更不消说繁华背后乌烟瘴气充满勾心斗角的文明城市。人类原本就无需发明戏院和歌剧中的奢华布景,自然的景观比人工造就的事物要美好得多,丰富的荒野审美体验,形成了与从前迥然有异的价值判断。浪漫主义思潮的荒野观,将荒野视为福地与天堂,无形中也逐渐增强了对荒野的保护意味,并对之后的环境保护运动和荒野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1620年,当清教徒移民为寻找他们的迦南圣地而抵达美洲大陆,抵达那片“荒凉险恶、满是野兽和野人的荒原”时,荒原文学传统也由此在北美落地生根。文学中的荒原不仅仅是生活层面上的,不仅仅是“森林的代名词”,更多地成为精神道德的喻体。南北战争的炮火留下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和一无所有的荒原,但严苛的环境洗去了生命中的不洁之处,贯注了自然蛮荒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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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静谧的风景里,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人类看到了像其本质一样美的东西。“现代文明腐蚀了人的灵魂,而在丛林中我们重新找回了理智与信仰”。爱默生开启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大幕;与爱默生有师承关系的梭罗,则带着一把斧头,走向四季鲜明、空旷宁静的瓦尔登湖畔,向世人昭示荒野自然对于人类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以杰克·伦敦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作家,其荒野叙事对边疆文学、超验主义文学等流派无不影响深远,形成了别具魅力的文学传统。

在荒野中,一切都是自在的,也是自足的。动物是自由的,它没有被关在笼子里或者限制在园地中;河流是自由的,它没有被大坝、水库规定,也没有被水车、磨坊所限定。荒野代表着燃烧的激情、永恒的生命力量,人在荒野之上,以与未知世界单枪匹马作斗争的开拓本能,完成着对生命的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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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乡”(The Sand Counties)

在《沙乡年鉴》里,长期从事林学和动物管理的作家利奥波德,以极富魅力的语言,赋予荒野以更加丰富和正面的意义与评价。他认为荒野“是人类锤炼出的那种被称为文明成品的原材料”,甚至原始荒野才是“赋予人类事业内涵与意义的源泉”。整部书都描述他身体力行,用最平易的态度与荒野自然相处的故事;表达了一个林学专家对文明的疑惑与疏离,又肯定了人的自我本质力量。在生态视角之外,利奥波德将荒野自然纳入了伦理视野,认为人们应当认同并融入不断扩大的共同体,荒野概念从利奥波德这里开始,具有了多重学理价值。

“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牢固地与生态学这门学科连在一起,而生态学却是与经济学紧密相关的”。(唐纳德·沃斯特语)沃斯特对自然史别有一种深刻领悟,在其名作《自然的经济体系》中,他对20世纪以来的重要生态学家进行了逐一描述,并借此梳理了现代生态学思想的起源、演变,以及与文学、经济学、哲学的互通与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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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在《自然的经济体系》里,沃斯特认为利奥波德本人的“土地伦理仅仅是一种比较开明的长远考虑”,其长远的目的,依然是稳定的物质财富扩张。他观察着这位林业工作者的所有行为:在10多年中,利奥波德和家人在这里进行着野生生物的耕耘和管理,冬天给鸟喂食,给它们戴上环志。春天,在大雁南飞的咕咕声中,他们种植松树。夏天,他们播种和照料野花。秋天,他们观察冬眠前各种动物的奇异骚动。在所有的季节,利奥波德都做着生物气候的观察记录。“尽管他放弃了让土地仅生产最想要的庄稼的愿望,但他却继续用农艺学的术语说话:整个地球都变成一种被收割的庄稼……”

这样的结论有些出人意料,利奥波德想以大地伦理为武器,抵御功利主义自然观带来的浊世洪流;而沃斯特是在思考生态学家们对自然的态度,他看出“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牢固地与生态学这门学科连在一起,而生态学却是与经济学紧密相关的”;因为从那个时代开始,生态学本身,已经在向着经济学和实用自然观的方向一路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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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美国著名环境史家,著有《尘暴》《自然的经济体系》《在西部的天空下》

从20世纪初开始,生态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就将生物和生态系统看成是一个个经济系统。1927年,在剑桥大学教授查尔斯·埃尔顿出版《动物生态学》里,荒野这样的自然群落,就被描述成简化的经济体系;生物能量则是这个体系中的“流通货币”,从达尔文时代开始的“自然史”式的、略带浪漫气息的“有机哲学”,开始被学界慢慢摒弃。牛津大学植物学家坦斯利则进一步认为,生态学的研究应该把生态系统看作一个物理系统,而不是“有机的整体”。

随着生态学继续向前发展,美国顶尖的大科学家理查德·费曼就曾多次表达自己对纯思辨传统的自然观与哲学的轻视。因为哲学所能做的,只能是科学实践之后的总结与解释,一个科学家的信念无论有多么美妙,直觉有多么强烈,都敌不过钢铁般的实验数据。如吉尔伯特·怀特、梭罗或达尔文那样,带着田园牧歌与博物学意味的生态研究进路,18世纪欧洲阿卡狄亚式的、非功利的生态学,逐渐变成前尘往事。科技进步和原始本真的对立与缠绕,拷问着20世纪人类的精神和思考。


世界的启示在荒野

《沙乡年鉴》,[美]奥尔多·利奥波德,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但毕竟,在荒野的背后,有一种较之现代科学更宽广、更深沉、更能回应现代生活的宝贵资源。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指出,荒野“这份遗产”具有市场价值、生命支撑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遗传多样性价值、审美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历史价值、性格塑造价值、治疗价值、宗教价值和内在的自然价值,这种多样性的整体重估,有着更重大的意义。科学以逻辑为基础,但是实验数据通常只有统计水平的意义;相互矛盾的假说、理论、模型、实验事实,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毫不罕见,只有能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才能懂得上述价值在认识论、伦理学以及形而上学方面的意义;才能在最丰富、最深刻的意义上体验荒野。

怀特海预言了一个“科学和文化重建时代的来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科学家还是得回过头来,重视整体的有机统一性。“这其实是所有富有创造性的生活方式都具有的重要原则,因为宇宙中所有存在物都必须相互联接后,每个个体的生命才能由此获得满足”。(葆拉·冈恩·艾伦) “大自然的各个不同部分是如此紧密地相互依赖,如此严密地编织成一张唯一的存在之网,以致没有哪个部分能够被单独抽出来而不改变其自身特征和整体特征的”。(怀特海)

在此时,相关的生物(态)学的真实范式,都无法换算成能量术语,包括各种动物植物、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各自维护着不为人知的微妙平衡,而且无须或无法弄清各个组成部分的能量摄取及利用效率。也是在此时,荒野存在于自我的平衡之中,不偏不倚,在整个自然史的变迁中,亦保持独立姿态,是万变之中的不变者。


世界的启示在荒野

“世界的启示在荒野”——这样的觉醒和领悟,不光是从哲学中得来,也是利奥波德从20多年荒野从业与生活的实践总结出来的;是从生态学与经济学的纠缠里挣扎出来的。如我们所知,利奥波德不是客厅里夸夸其谈的哲学家,而是一生在荒野奋战最后又死于荒野的林业和动物管理学家。这也使他的深沉感悟尤为可贵。

荒原风景和精神的终极,就像约翰·巴勒斯曾经感受到的那样;是一种“洗尽铅华、震撼心灵的宁静”,“相比之下,音乐、文学甚至宗教都只不过是不起眼的形式与象征” 。荒原有如太初之境般的大静谧和大安详,是人类与自然合作谱写并同声吟唱的唱赞之诗。在野性的世界里,一个人内心无法排解的苦闷情感会瞬间消失,心灵变得畅快而洒脱。那时人们会认识到,为什么说荒野可以作为人类精神的启示者,它对人类心灵的净化与提升有着巨大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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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栖居的这颗星球上,未被控制、开发和利用的荒野已相当稀缺。这里最少人类活动干扰,气候与物种的演化大致反映着一个纯自然过程,是研究全球变化的重要区域,是解开全球变化秘密的关键性钥匙。

荒野也永远是历史地理学、生态人类学最辽阔、最迷人的处女地,为现代文明提供着无比珍贵的原初模版,以供我们参照省思。在荒野中,生命的奇迹兀自轮番上演。那里是生命孵化的本真基质。

荒野是涌现者和守护者。荒野独立而不待,自然而不刻意,沉默运化而不知疲惫。在以后无穷尽的世代里,我们永远需要这一苍茫根源的滋养,现代文明方可保持长久旺盛的生命力。

过度文明的族群,会慢慢失去战斗意志,变得软弱和懈怠。而荒野让人想起源自生命本能的辽远与冲动,它的存在本身,就能启示和激励个人和族群不可或缺的阳刚气概,生发出勇于开拓的无畏豪情。在对文明世界产生困惑和厌倦之后,人类也还有更广袤与更本真的生存空间,给那些失意者与探索者,提供振作精神的心灵依托。

荒野是人类身后永久的昨天,是无从挣脱的羁绊,是拉着自己的头发怎么也脱离不去的母体。荒野是文明高压之下供人类喘息的心灵故乡,永远呼应着人心深处对纯朴生活的顾恋和追寻,那里封存着个人对家园梦想最深刻的领悟,蕴涵着对人类历史与未来走向的深切追问,是人类家园一次次得以重新建立的壮丽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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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刘东黎

排版 | j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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