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有尽而意无穷，有情尽在不言中。弦外之声，话外之音，正是话说三分，点到为止的艺术，不失为一种大智慧。既指出了对方的错误，又保全了其颜面，甚至可以打动人心。

话说三分，并不是狡猾或虚伪，而是一种适度的修养。说话前需辨清对象，倘若彼此关系浅薄，却一味主观地与之深交，则显得缺乏了一种风度；若尚未以挚友相称，而谈话已涉及对方隐私，则显得过于冒昧；没有搞清对方的立场，对于国家大事就高谈阔论，则容易招灾惹祸。正所谓“不得其人而言，谓之失言”。

所以，逢人只说三分话，不是不可说，而是不必说，不该说。懂得点到为止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把握分寸，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呈现三分，而留七分在其后，无论事物发展到何种地步，都会使自己有足够的空间去掌控。听听这位父亲是如何教育女儿学会说话的：

爸爸下乡时有一个战友，家境贫困。那个年代的军人，每个月能得到部队给的一些微薄的津贴补助，这个战友每次都把这点钱攒下来，寄给乡下贫寒的父母。

后来，这个战友娶妻成家。妻子除了端庄漂亮之外，还是部队一位首长的千金。自然，这桩喜事格外引人关注。虽然他们婚后的日子是幸福甜蜜的，可人们总觉得大家闺秀和穷小子在一起，难免会有很多娇生惯养的小姐脾气。

婚后，这个战友还是坚持把每个月的这点津贴攒下来，寄回家里。但他却迟迟不愿告诉妻子，担心妻子不能理解他的孝心，却又生发出多余的联想。于是，他总是瞒着妻子偷偷把钱寄回家里。他心里清楚，这点钱对于乡下的父母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于他们这个家庭，就可能是一个感情破裂的导火索。

后来，乡下的二弟写信向他借钱结婚。他二话不说，拿出了几百块钱，像往常一样夹在信封里，附了一封信，准备寄回去。可是，刚好那天他把信封揣在裤子的口袋里，事后一打岔，就忘记了。

有一天，妻子在帮他洗裤子，没整理口袋就泡进了肥皂水里。等搓洗完、准备拿出来晾的时候，突然发现口袋里还有个信封。妻子赶紧把纸拿出来晾，一看，居然还有几百块钱。

妻子读了信便明白了。等晚上丈夫回家后，她先道了个歉，说：“真对不起，今天洗裤子时忘了翻口袋，你瞧，这信也湿了。我看它还挺厚，怕干不透，就把你的信拆开了。”对于寄钱的事情却绝口不提。

丈夫心里好一阵翻腾，反复想想，还是向妻子说明了自己给家里寄钱的事。

本以为妻子会小心眼地和他吵闹，可没想到，妻子听了以后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你这样把钱夹在信封里不安全，容易丢。下次我们还是汇款给爸妈吧。你要是觉得不方便，可以把钱交给我，我帮你汇。”

后来，两个人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过得更幸福了。

当你发现对方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时，为了使对方能够尽快地改正，于是你好心地对他说：“看，你刚才说的有这样一个错误……”你满以为他会感激你，但是结果却让你很意外，甚至让你感到不可理喻——他坚决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更不用说感激你了。

你没有必要因此而责备对方，这种事情太常见了，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毛病。当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尤其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的时候，一般人似乎都受不了。他会因此而产生一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强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迫使他拒绝接受你的批评或指正，即使他明明知道你是为他着想的。

另一方面，对于教育工作者，三分为止所留下的空间，则是让学生有了更多自省自察的机会。

陶行知在育才学校任校长时，一次考试，一位女学生在写作文时忘写了一个标点，被老师扣了分。试卷发下来后，她偷偷添上了这个标点后，来找老师要分。

陶行知先生虽然看出了问题，但还是满足了孩子补分的愿望。不过，他在那个标点上重重地画了一个红圈。

女学生领会了老师的意图，惭愧不已。多年过去了，女孩已经成人成才。她找到陶行知先生说：“那件事以后，我才决心用功学习，决心做个诚实的人。”

陶行知先生这种无声的“点到为止”，绝不是毫无原则，更不是“麻木不仁”，相反，正是教育技巧和爱心的完美结合。实际上，这是一种暗示：我知道事实是怎样的；更是一种警示：仅此一回，下不为例。如此，不但没有妨碍纠错，反而促进了孩子对做人更深刻的理解。

只说三分话，对于一般人来说是生活中需要锻炼的一种素养，而对于某些特殊职业，则涉及职业道德，甚或工作安全了。比如一名医生，对于特殊病人的状况、病历等，是只字不能向外人提及的，这是医生的职业道德；或者从事保密工作的人，说的这三分话，可能是风花雪月、也许是柴米油盐，抑或是天文地理，或许是稗官野史。总而言之，应该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材料。在外人听来，虽然说得头头是道、淋漓尽致，说得皆大欢喜，其实是言之无物，反而不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说话是一门艺术，或者锦上添花，或者自毁前程。话音刚出既缥缈，后面的余味留给听者自品。这样，不仅可以泄掉因为溢满之词而惹来的局促，还能锻炼听者的“辨音”能力，加强自省自检的意识。如此点到为止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