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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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邮筒

立春后的一个晴日，我到邮局投递班取报刊。在一旮旯处，看见一只废弃的绿色邮筒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我瞅着邮筒，特别是那两个标着“本埠”“外埠”塞信的口子，好像两只眼睛，正巴巴地望着我。

心猛地一怔，那是我多么熟悉又亲切的邮筒啊。

年少的我，对邮筒很是钟情，觉得它就是我的希望所在，看到着一身绿的邮递员，骑着那辆绿色的单车，在单车后座上驮着两个绿色帆布邮包，每天在乡间小路上穿梭。于是，对邮递员的工作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情愫，觉得他们既辛苦又神圣，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敬仰之情。

大队部门口的墙壁上悬挂的那个绿色邮筒，在邮筒旁还挂了一个绿色帆布的信封袋，上面标上生产队的名称，再把每天的来信分装到信袋里。

生产队长去大队开会，开完会，队长就会看墙壁上的信袋，如有信件，就顺便带回来，然后分发给来信的人家。要说那时，收信寄信的人也很少，因为农村文化没普及，大多乡亲都没上学。记得我高中毕业刚回来，队长就要我给社员们上扫盲课。所以，真正有信件往来的一般是军属家庭、有远亲的和下放知青，再者就是属于我们这种文青们，喜欢文学，爱上写作，又到处投稿。甚至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去订一份报纸杂志。

自从我把第一篇文稿投寄邮筒后，就有一份等待，心中就有一分向往。有了这分期盼后，我不是等队长来分发，而是难隔一两天，就一路小跑到大队部的门口信袋前，看有不有我的信。当然在查看信件的时候，我也会把写好的文稿又一次投寄到邮筒里。这样周而复始的来回跑了一年多，除了退稿信，也有点小收获，时不时有些小文章在市报副刊上露露脸，还有许多新闻稿被县广播电台釆用。而让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被大队书记看中，安排我进了大队部担任广播员和电工。

当时在大队部做广播员和电工是专职的，吃住在大队部。正因为这样，更让我无比高兴，我可以每天看见挂在大门口的那个绿色邮筒，还可以看到那个骑着绿色单车的邮递员来队部送信收信。

而我每天希望看到邮递员，多是因玉儿的缘故。记得我到大队工作不久，因一场电影，让我认识了一个在炼铁厂工作的玉儿。那次是表姐带玉儿到广播室并与她认识的，而后与玉儿相识相恋。只是后来因炼铁厂“关停并转”又因玉儿是合同工的原因，玉儿回到了几百公里外的涟源老家。她人虽离开了，但我们的情缘没断，于是通过书信往来，之间的感情更加深了。那段时间，我们的书信是三两天一封，正因为远方有个她，所以我对邮递员也是盼之望之。心中也有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渴盼与急迫。而后，只要有我的信件，邮递员就会直接来广播室找我，把信递到我手上，我有时候，也直接把我写给玉儿的信和稿件交给邮递员。

只是后来因玉儿的一封来信，让我与她的这场爱恋永远定格在那个冷冷的时空里。一天，刚好有一农户的喇叭坏了，找我去维修。而我走后不久，邮递员来了，因我不在广播室，他就把信和报纸一起交给了大队秘书。可不知是谁，看到有我的信，又是一封远方来信。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居然把信拆了。看了后，知是一封恋爱信，此人又把这事对他人说了，于是被传来传去，就传到了玉儿的堂姐那里。玉儿的堂姐，当时在供销社工作，而供销社就设在大队部的对面，中间只隔了一条不到10米的村街。

以后，好久也接不到玉儿的来信，这中间我也问过邮递员，他都说没有。直到一天，我忽然接到玉儿父亲写给我的信。这信不是什么好消息，是一封断交信。后来玉儿也给我来了一封信，却是一番离愁别绪如断肠的滋味了。说到这，我也似乎认命，觉得有些事情，似乎早已注定，比如我与玉儿就是那种有缘无份的角儿，戏还没真正上演就谢幕了。

后来，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我招工进了城。县城不像乡下，除了邮局，还有多个邮政所，甚至在每条街道上设立邮筒。人在单位，有收发室，家在街上，有门牌号，收信寄信都方便。而此时的我往邮筒里寄信，已再不是什么恋爱信了，除了给亲人写信（后来妻子也在县城工作），大多是给省市报刊投稿。因为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远方的恋人了，可此生对邮筒的那种难舍情怀，又是不能忘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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